佛塔，梵文稱為窣堵波(stupa)、或塔婆(thupa)(注一)。據我們現在所知，早期印度習俗，人在死亡后將其遺體火化(荼毗)，世人撿其遺骨，建之而成墳冢，所以窣堵波又稱為骨灰堆或方墳，形式上是一個簡單的半圓形土堆。在早期印度四種姓時代(注二)，社會階級分明，能建立墳冢的只有貴族階層。

盤坐彌勒佛像_寺廟宗祠漢白玉佛像

當佛陀創立佛教的時代，印度還是處于外族入侵、政治混亂的時代。種族復雜、各種思想分歧，咒術祭儀橫行、社會階級嚴明牢不可破。佛陀是偉大的生命導師，當其即將涅槃之際，四眾弟子憂愁哀傷，求佛慈佑，叩首而問：“世尊入涅以后，將以何為師？”佛陀說：“以戒為師。”并告誡弟子世間一切皆是不安敗壞之相，所以不應對“相”執著，當一心向道，以求契悟。所以，佛陀涅槃后，佛弟子只將荼毗所得之佛骨(舍利)，建為墳冢，此便是窣堵波之由來。

漢白玉壽星公佛像_寺廟壽星公塑像

西元前五世紀，佛教雖已在印度傳布，但當時西北印度為波斯王朝所統治，至前四世紀亞歷山大東征，西北印度犍陀羅地區成為希臘化文化，直到孔雀王朝(Mauryan)統一印度北部，佛教以其教義──慈悲、平等、不殺……，感動了當時印度不同種族與階級的人；尤其在阿育王(Asoka)征服南印度的羯陵迦之后，更驚覺戰爭所帶來的殘酷與悲慘，因此大力宣揚佛教的教義，在國境中大量開鑿石窟、樹立石柱、刊刻詔令，建造佛塔。所以阿育王時期，可說是佛教藝術史上的第一個重要時期；從此時期一直到佛像出現的一世紀之間，美術史上稱之為無像時代(Aniconic Period)。

根據希臘史家Megasthenes的記載，孔雀王朝的華氏城沿恒河綿延九英哩，計有五百七十座塔。在阿育王以前已經有八座窣堵波，收藏著佛陀的舍利與遺物。而據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十九》所記：“時波離邑無憂王(阿育王)便開七塔，取其舍利，于贍部洲廣興靈塔八萬四千，周遍供養，由塔威德，莊嚴世間。”佛陀示現涅槃的時期，距阿育王已經有百余年，為了弘揚佛陀的教義，阿育王派遣許多長老甚至親生兒子至各地宣揚佛法，并重新將佛陀舍利收集，分為八萬四千份，一一建造佛塔供養，以紀念佛陀的圣跡。阿育王對于佛塔的禮敬與尊崇，代表當時人們對于佛陀的思慕、祈求和平與積累福德的觀念。

在此時期佛教徒秉持佛陀不對相執著的遺訓，所以這時的藝術表現，大部份是藉由建筑物而呈現，如石窟與佛塔，尤其是佛窣堵波四面陀欄那(門架)上的本生(Jataka)故事浮雕。佛教徒運用象征與隱喻的方式，透過佛塔形式與雕刻，來表達對于宇宙、生命與教義的看法。窣堵波最早的意義，雖然依當時的習俗，世人是以骨灰堆來看待，但它的含義實則遠已超過這個世俗意義。“其(窣堵波)造形，一說是模仿蛋形，故稱安達(anda)，內部舍利子有如生命之源。一說是模仿佛缽，圓冢的基座乃是佛座垂下的袈裟。最普遍的看法則是由古代墓葬形式發展而來，象征佛的涅槃。”所以就當時的意義來看，佛塔即是佛陀的另一個象征意義，而禮敬佛塔即是禮敬佛陀。

早期的窣堵波是從墓葬形式而來，其形式較為簡單，從西元前二世紀的遺跡中(桑奇、巴爾胡特)可發現早期佛骨塔(窣堵波)的基本形式，是由一個半圓形覆缽、方形平臺、塔剎及基座所構成。目前在印度中部Bhopal的桑奇(Sanchi)大窣堵波，此處共有三座窣堵波，遺存了豐富的古代佛教藝術石柱、支提堂、僧院等。考古學家發現此處佛教藝術的創造始自阿育王時期，后來的巽加(Shunga)及安達羅(Andhra)王朝陸續修建，其中最為精致的一號塔直徑約為36.6米，高16.5米，欄楯(Vedikas)高3米。西元前二世紀中葉，曾加以改建，并把繞道提高至冢座，再于南口加上兩道階梯，整個覆缽都覆蓋上未經雕飾的石板，還不時露出早期所使用的紅色石磚，圓頂有一圈方形欄楯所圍成的平頭(harmika)，中央有一三層華蓋(chattra)，此即后來的塔剎和相輪的原形。塔周圍繞著欄楯玉垣，四方建有10米高的塔門，雕刻精美，以浮雕方式在橫梁上刻著本生故事及佛傳，兼具有印度本土風格及宗教象征的美感，充滿裝飾性與敘述性的繁復構圖，雖然看不到佛陀的形象，卻顯示出當時佛教美術的成就。

三號塔較一號塔為小，塔丘曾出土過一個舍利石函，上面刻有阿育王時期十位高僧的名字。二號塔與三號大小相近，但無塔剎，平頭其中有兩個舍利罐，刻著舍利弗與摩訶目犍連的名字，裝飾也比較簡單。據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》中說：“佛言應可用磚兩重作基，次安塔身上安覆缽，隨意高下上置平頭，高一二尺，方二三尺，準量大小中豎輪竿；次著相輪，其相輪重數，或一二三四乃至十三；次安寶瓶。長者自念：唯舍利子得作如此窣睹波耶？為余亦得。即往白佛，佛告長者，若為如來造窣睹波者，應可如前具足而作。若為獨覺勿安寶瓶；若阿羅漢相輪四重，不還至三，一來應二，預流應一；凡夫善人但可平頭無有輪蓋，如世尊說如是應作。”這是在經典中對于佛塔的明確規范，對于塔剎相輪的重數可從一至十三不等，如來舍利塔當作十三重，阿羅漢圣者四重，三果圣者三重，初果圣者一重，凡夫善人有平頭而無相輪。其中“若為獨覺勿安寶瓶”是說若為緣覺圣人所建之塔，相輪的重數亦為十三重，但并不安置寶瓶。“寶瓶”在《大唐西域記》中，當時玄奘法師在印度菩提迦耶，見到大菩提寺上的相輪時稱為“庵摩羅果”。然而，印度早期的窣堵波，可能不像經典中所說的規范，也沒有安置寶瓶；但是在大乘佛法興起以來，各地建造佛塔確是完全根據經典所制，而且建塔也不限于佛舍利塔。據載，波斯匿王曾取佛陀爪發立塔。在《六度集經．儒童受決經》也記載，長者子賢干于定光佛前以微柴插地立剎建塔，感得佛陀成道時授記的果報。

大乘佛法興起后，人們以供養三寶為積聚福德資糧之法，曾出現小型的奉獻還愿塔，目前在犍陀羅斯瓦特谷、東印度及斯里蘭卡都有發現，這些小型的窣堵波大致上的基本形式還保留早期大窣堵波的樣式，特別的是，在犍陀羅Loriyan-Tangai所出土的一件小型窣堵波，相輪五重，平頭作梯形斜方，覆缽下作三重基座，最下方為一正方形座，除了基本的佛塔形式外，充滿了來自于希臘與波斯藝術風格的影響。依考古學家估計，這件小佛塔的年代約于西元三世紀的貴霜王朝所造，當時對佛像的雕造技術已經相當成熟，在塔基上布滿了佛陀形象，基座的圖紋與方形的底座，可看出其與希臘建筑所用的形式，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。

自此以后，佛塔的形式變化愈來愈多，若以佛教美術來看，印度地區一直到西元十世紀，佛塔的形式還保留了早期的樣式；在密教發展以后，甚至早在西元四世紀佛法傳播至中國時，佛塔已經與當地的建筑充分結合，創造出更為豐富的形式。